骗取银行承兑罪的危害性

任何犯罪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他的社会危害性。那么，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解读一下该法条追究的“犯罪行为”到底是什么？

首先，在“申报合同虚假”的情况下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是否侵犯了银行的利益？

在传统的没有“授信额度”制度的情况下，出票人一定要与付款银行有100%的“资金关系”才能开具承兑汇票。而在“授信额度”制度下，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进行了评估，在50%的保证金情况下，就能够开具承兑汇票。本案中，出票人“某公司”有6000万“授信额度”并且有50%的保证金。开具汇票是银行按照一定程序评估了出票人的信用状况后，在有存款质押的情况下对企业的一种“金融产品”。目的是为了增加信贷总量，赚取出票日到付款之日的利息，增加银行利润。因此，银行开票给“某公司”不是一种恩赐，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行为。如果该公司按时归还票据款，银行不仅没有损失，而且有利润。

至于为什么非要在《承兑汇票合同中》添加“必须要提供买卖合同”并不是银行必须要监管票据的流向和用途，而是我国现行票据法律制度对票据用途的限制（只能作为支付手段）。

有人认为，制造虚假合同“改变了贷款用途，逃避了银行监管，增加了银行的放贷风险”是对票据制度的曲解。

票据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他的“无因性”和“流通性”。票据的出票、背书转让、承兑、付款均与“原因关系”相脱离。换言之，我申请银行开票是基于“资金关系”（信用关系）与我的票据干什么用（原因关系）没有关系。票据以后流通到谁手中？干什么用？银行均管不着，也不可能管。因为是“票据”而不是“贷款”，不存在“贷款用途监管”“放贷风险问题”。

其次，造虚假合同申请承兑汇票对企业也没有损害。如果因为一时资金紧张支付了过高的利息，按照“私权自治”原则，该公司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，也不存在刑事违法性。

本案中，该公司从银行开出承兑汇票的目的是为了贴现。但他没有到银行去贴现，而是选择了找其他公司或个人贴现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，其“后手”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赚钱（利息差）。因此，该公司作为第一手，必须贴进去更高的利息才能将其变现。因此，在整个票据流通过程中，损失利息的只是该公司。即便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该公司的“贴息”率仍然低于从其他途径获取等额资金的利率。那么，对该公司来说，也没有任何损失。

再次，是否存在“扰乱金融秩序”的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金融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“国家的金融秩序”，而判断是否对某种“秩序”侵犯的标准应当是“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”和“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”。我们不敢妄言为贴现而取得票据的合理性，但取消票“一定要有交易背景”是大势所趋，是世界各国票据立法的基本原则。如果为融资而取得票据合法，那么，也就没有必要去费时费事地去“伪造合同”了。同时，我们看到，近几年出现的“授信额度”制度不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，相反，对于增加银行金融产品的多样性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因此，“为贴现而伪造合同”属于“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”值得质疑。

综上，我们看到，银行是基于盈利的目的，主动将资金交付该公司的。无论取得过程是否存在瑕疵，用途是否改变。从原理上讲，刑法处罚的并不是对“使用权”的侵犯，而应当是资金的“所有权”。

2、         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以“实际造成损失”为要件

 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，如果该公司在开出银行承兑汇票以后，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按时支付票据款，对银行和其他企业并没有损害。该案中，从2008年至2010年三年中，该企业没有违反约定延期支付或不支付票据款的行为。1．027亿元是三年来循环开具承兑汇票的总数，包括已经归还银行的票据款数额。如果我们将已经完成一个或几个票据行为（从出票到付款）的金额相加，并以此数额为据来追究该公司的刑事责任的话，就显得太荒唐了。

我们认为“骗取银行承兑罪”一定是以“已经造成实际损失”且“达到一定数额”为前提。因为刑法处罚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。只有主观上基于“非法占有的故意”。客观上实施了“骗取承兑汇票”并不打算归还票据款的行为，才能够构成犯罪。

 

作者:朱鑫鹏